既然考古测定二里头文化延续时间大约从公元前1800余年到公元前1500余年，是否意味着断代工程错误？（二里头考古发现的政治建筑和生产活动遗址有哪些） 返回列表

一.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认识上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断代工程之前广为接受的结论是“公元前1900～前1500年”，”统计学的观点总体来看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

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

不过断代工程结束后，工程参与者又进一步公布了更新的研究成果：“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总的来看，二里头的年代区间更加精确，起始年代明显向后压缩了至少一百多年，结束年代和早先认识差别不大。

二.怎么看待二里头年代和工程所定夏年（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上的差距，涉及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夏始年，一个是夏商分界（商始年）。

首先，在工程中夏积年（四百多年）是根据文献确定的，和考古没啥关系。夏商分界之年的确定勉强也算是有“考古学依据”，也即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的始建，但要明确遗址的考古测年不可能得出精确到个位数的年表，工程确定的公元前1600年是因为采纳文献上的商积年576年说、并参考遗址的C14年代取整得到的。

二里头的最早年代向后压缩，对于工程对夏始年的判断影响不大。二里头早期的年代不够“填满”夏的年代，对于工程来说是前提（二里头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是80年代的结论，夏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这些都不是新知识），现在无非是让两者之差变得更大，没有改变问题的性质。因为工程在建立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时，采纳的就是早期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观点，夏文化从早到晚包括三种考古学遗存：河南龙山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见简本P74-82，学术界也有其他观点）。二里头文化的开始既然不被认为是夏代开端，那么二里头的年代变动自然无法影响工程关于夏始年的结论。（关于二里头文化年代上限问题，简单说目前测年样本代表性不足，不能反映出二里头文化的实际时间跨度。详见另一回答：当前考古学对夏朝建立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而二里头文化年代上界是约3700年前？）

二里头的最晚年代，工程前后认识其实没有实质变化，所以仅根据二里头新年代结果说工程错误稍嫌牵强。不过，工程本身的年代数据未必支持其夏商分界结论倒是事实。这是因为代二里头文化兴起的是二里岗文化，不止是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压缩，同样在工程结束之后新公布的洛达庙类型和二里岗文化的遗存年代也被压缩，那矛盾就出来了。测年专家是这么说的：

“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而偃师商城小城和宫城的年代相当于偃师商城一期，要早于郑州商城。但偃师商城早期仍未到公元前1600年。”“由上述情况看，考古学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即假如历史上夏商年代的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洛达庙文化中、晚期还能都是夏代文化吗？郑州商城还能是汤亳吗？如果商朝是从二里岗文化开始的，那么目前测出的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500多年。”

总之，如果认可二里头（或其大部分）属于夏而二里岗属于早商的大前提，这些年代结果毫无疑问对于工程确定的夏商分界之年=公元前1600年是一组不利证据。

三.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提问者问的“是不是该以考古学为准，商代起始年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呢？” 是一个好问题。

当然我也不可能有答案，只是总结一下目前所知的解决矛盾的途径：

1.认可考古学结论，否定公元前1600BC。因为它本身是从文献多种说法中挑选的一个，其实备选项还有很多，从商积年（有六百年、五百余年、五百七十六年、四百九十六年等多种说法）和商周分界之年（武王伐纣之年据统计有44种说法）的排列组合中找一个和考古年代更吻合的也不难。很容易想到把商年缩短，例如有人根据文献记载的夏王数和世数推测夏积年（贾洪波，2017；刘绪，2018）没有文献记载那么长，同理商积年（魏继印，2017）也没有工程的结论那么多。饭岛武次（2020）则把陈梦家推定的武王灭商时间（1027BC）上推496年即1523BC作为商朝建立时间。

2.大致认可公元前1600BC的前提下，调整某些考古研究结论。

比如有人认为目前的绝对年代还是有问题，应以类型学和地层学研究确立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考古学编年为准。比如二里头三期应该比二里岗下层早，但工程给的测年结果却是同时。那些不符合目前认知的测年结果，可能在积累更多遗址的年代学研究之后会有改观。（刘绪，2001；2018）

又比如，有人认为夏代结束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或四期早、晚段之交。二里头四期或四期晚段进入商代，是商代夏遗民文化，文化变化滞后于王朝更替。

3.否认或质疑主流的夏-早商对应的考古学遗存观点（郑光，殷玮璋等）。比如认为二里岗相当于中商、二里头主体相当于早商，河南龙山或陶寺相当于夏。这样的话，商始年并非二里头结束或二里岗城址始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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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回答反问“一个都邑城市的兴衰和一个国家的兴亡有必然联系吗？”这是对相关考古研究不了解所致。

单纯的城市兴衰当然未必和国家兴亡有关，哪怕是相邻很近的两个城市一兴一废（比如三星堆和金沙、洹北和传统殷墟）也说明不了。问题在于，大多数考古研究者通过文化面貌的比较，认为同属中原地区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岗时期崛起的一批城址是不同族属兴建的，两者又在时间上前后相继，（此外二里岗是殷墟文化的前身，绝对年代也大致处于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则是该时期都邑性质的遗址）在这一基础上才提出二里头的衰和二里岗城址的兴代表了文献中的夏商更替事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大多数国内学者认同的观点。

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邹衡先生（1999）说的：

同理，虽然邹衡先生没有明说，但是如果非要按断代工程那样短时间内给一个商始年结论的话，邹先生可能也会主张夏商分界应当在郑州商城C1H9（二里岗下层偏早）和C1H17（二里岗下层偏晚）两阶段之间，测出来多少年就是多少年——而按现在的数据，大致是1480BC。（他对早商和先商的区分是以文化面貌来做出判断的，不是根据郑州商城始建，所以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往前提不影响夏商分界）